2012年08月31日
    第一财经日报 作者：陈晓晨
    中非关系到底好不好？
    很多人一提到非洲，就是《动物世界》里的草原、狮子景象，要么就是饥荒、瘦弱的面孔甚至想象中的“食人族”场面。而提到中非关系，往往还停留在“阶级兄弟”的时代。
现实的非洲和中非关系，远比脸谱化的形象复杂。
    好的一面仍然存在。有些老非洲人，确实还记得中国人对他们的“无私援助”。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增强，很多年轻的非洲人也知道中国“现在有钱了”，生产了很多产品。当然，这些印象中也夹杂着非洲式的夸张，如“中国比美国还富”。不少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是勤奋工作，传说中国人居然晚上还工作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
当然，也有很多不好的印象。比如：“中国的产品都是残次品”——中国的各种山寨产品充斥非洲市场，而缺乏“一分钱一分货”意识的当地人又确实喜欢便宜货。又如“中国企业虐待劳工”——不少赴非中资企业缺乏对当地法律和文化的认识，把国内的加班、多劳多得等习惯带到非洲，对最低工资、劳动保护等缺乏概念，引发了非议。这两点极大地消耗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在非洲建立的良好形象。
    “走出去”战略已经实施10年左右。现在，到了升级换代的时候了。需要系统地提升“走出去”的质量。这样，才能避免对中非关系的进一步消耗。
    适应非洲水土
    在非洲，流传着很多关于中国人的谣言。其中最有传播力的谣言之一，就是“中国在非洲使用囚犯当劳工”。笔者在非洲采访时，也被问到过这个问题。
    这条谣言看似荒诞不经，但并非没有根基：在非洲的中国人确实在衣着上不注意，与当地人交往少，居住环境差，工作强度大，而且男女比例严重失调，与非洲人眼中养尊处优的“白人”形象相去甚远，而确实有点像“囚犯”了。
    中国人工作勤恳，确实让一些非洲人以为只有囚犯才如此辛苦。比如，中国人对“加班”习以为常。但在非洲，休息可是上帝赐予的权利。“加班”是贬义词，有时等同于“压榨”乃至“虐待”。笔者对一个非洲人解释，说笔者经常工作到夜里一两点。听者瞪大了眼珠张大了嘴，半晌才冒出一句：“你……是囚犯吗？”
    这里还有个深层问题。根据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法，企业必须雇用较高比例的当地员工。而中国企业和项目大多还是习惯带去中国劳工，一是效率高，二是服从管理。这是一个矛盾。
    对“中国囚犯”谣言的破解，在于“走出去”，不要把自己封闭在高墙大院之内。与当地人交往，才能适应非洲水土。
    “潜规划”无所不在
    在不少非洲国家，腐败是从上到下、“深入人心”的。
    索贿往往从入境就开始了。边检员经常难以对付，时常要付出比正规费用多得多的“潜规则”。此后，索贿将一直伴随你，直到你离境，还要被盘剥一次。
    腐败给投资者带来很大困扰。大到办理营业执照，小到街上检查身份；上至国家官员，下至基层警察，“潜规则”无所不在。中国投资者往往陷入两难：不行贿，就要承受旷日持久的等待，乃至各种找茬；出了钱，又可能被眼尖的西方媒体或受西方影响的本地媒体曝光。左右不是人。
    要钱的理由五花八门。常见的有“我家房子着了火”，“我家亲戚得了病”，“我家孩子上了学”等。最常见的理由是“我还没吃饭呢”，一只手指肚子，另一只手就伸了过来。
    有一次，警察当街拦下了笔者租的车——笔者已经对此见怪不怪了。男警察很是“绅士”，指着旁边的女警说，“她还没吃早饭呢”。笔者当时可能是疟疾上身，脾气很坏，就是不给钱。警察急了，指着笔者的车说：“别的车都是白色，你的车为什么是红色？颜色不对，罚款！”
    在不少非洲国家，无论是市场问题、行政问题、司法问题，乃至政治问题，到最后都简化成一个字：钱。这成了制约非洲发展进步的障碍，也是赴非中国企业面临的困难。
    伸出的手
    在非洲，如果迎面一个陌生人走来，问你：“可以把你的手机给我吗？”不要害怕，他不是抢劫犯，也不是乞丐，只是一个习惯索要的普通非洲人。
    长期以来，非洲得到了大量外援，大部分来自西方。这多少是在道义上“补偿”西方对非洲的殖民血债。然而，道义归道义。不争的事实是，大量外援使一些非洲人产生了“等、靠、要”的习惯。
    索要，在这里是一种习惯。即使完全陌生，也会朝你要这要那，开口绝不会脸红。更不用提在大街上游荡的人，一只手指着肚子、另一只手伸出来向你要钱。他们的逻辑似乎是：“我饿肚子是你的错，所以你要给我钱。”
在援建坦赞铁路过程中，中国人“把工地当学校”，为非洲培养了一批人才，试图加强当地独立自主意识。其中就包括笔者采访的马奎塔、哈吉、诺亚、里姆比里等人。
    然而，这种思路虽然培养了一些个体，但并未改变依赖外援的思维习惯。今天，当“市场经济的新中国”再次来到非洲大陆的时候，不少当地人想的仍然是“你把钱给我”，而不是“我们一起用它赚更多钱”。结果，当他们看到中国人大把大把地赚钱的时候，心理就开始不平衡了。矛盾也由此产生。
    基础设施与上层建筑
    在坦赞铁路沿线采访时，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经常被糟糕的基础设施困扰。土路仍然常见，甚至在首都的使馆区居然也有不少土路。到了雨季，有些土路就会变成泥淖，无法行车，有几次耽误了行程。这就是为什么在非洲做事，必须要留有充足的时间。
    出行的困难也就罢了，大不了多留一两天。对本报记者来说，最不能忍的是洗澡问题。
在非洲腹地，澡水是稀缺资源。当地人很多都在水井旁直接洗澡，男男女女都有。笔者脸皮不够厚，还做不到这一点。笔者靠的是“DIY澡水”，即从井里打水，烧开，然后提着一桶水自己洗。出门之前，要预约好澡水，否则就要在近40度的大热天出着汗黏糊糊地睡觉了。难受还不是问题，主要是招惹蚊子，引疟疾上身。
    然而，在如此之差的基础设施上，却又盖着非常超前的上层建筑：极严苛的劳动法、强大的工会、有些随意的罢工权和西方式民主制度。雇主如果想给员工降薪或解雇，极为麻烦，哪怕员工偷窃公司财物，也要经过一犯教育、二犯警告、再犯开除的程序。成规模的企业必须成立工会。工人对薪资不满，首先想到的不是跳槽，而是停工乃至罢工。而劳动制度的背后，是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支撑。
    过于严苛的劳动制度，降低了对外资的吸引力，阻碍了投资与经济发展，也无法提供更多就业。实际上，这保护了工作能力不强的员工，损害了年轻的求职大军。笔者看到，大街上到处都是闲逛闲聊无事可做的年轻人。到头来，埋单者还是落在劳工头上。
    赴非投资的中资企业，应首先做好当地劳工法和政治形势的功课。要熟悉最低工资、工会、罢工和政治性事件等。不能按国内的节奏做事，不要轻易安排加班，要一天的事拆成两天做。
    疟疾
    疟疾与艾滋病并列为非洲人的主要杀手。2010年，据估计有少则数十万、多则数百万非洲人死于疟疾。
    笔者在旅行中也疑似中招：一天凌晨，笔者心悸惊醒，一试体温，40.5度。笔者见势不妙，立刻服下抗疟药青蒿素。两小时后，高烧退去，满身大汗，浑身无力。此后，发烧和出汗还反复发作了几次，周身乏力，思维停滞。
    几十年来，中国向非洲很多国家都派出了医疗队。笔者在赞比亚期间，援赞医疗队为笔者进行了诊治。这些医疗队为中国在非洲的良好形象起了很大作用。
    非洲人的幸福
    在非洲，本报记者与当地人打成一片，和他们同吃、同喝、同玩甚至同住过。在与他们的接触中，在他们的汗味熏染下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。
    非洲人天生能歌善舞。下了班，就去跳舞。不需要认识，陌生人聚在一起就能舞起来。不需要排练，就能跳出舞台效果。每当笔者置身其中，就立即被非洲人的热情同化了。经常有当地人夸赞笔者，是舞跳得最好的中国人。当然，笔者明白，这是因为不少中国人并不乐意融入当地。
    在与当地人玩乐之余，笔者也时常被一个问题困扰：为什么他们挣得比我们少十倍，生活条件如此之差，但却似乎活得比我们还开心？
    非洲人的性格是乐天的。他们享受生活，不拘泥生活中的烦心事。只要有音乐，就能忘却所有烦恼。只要领了工资，就出去买酒或其他享受，不醉不归，或干脆不归。一个晚上，就能花掉半个月工资。拿了钱，人就没影了；钱花完了，再回去工作。他们很少有“储蓄”的观念，而更像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，不想明天。
    一方面，本报记者着实羡慕他们，觉得中国人应当学习非洲文明中的乐天心态。另一方面，这也确实制约着非洲经济的积累——他们中的很多人根本没有“积累”这个概念。